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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丞相（第2页）

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已死，率军追击，姜维推出雕刻成诸葛亮模样的木雕并率领大军回返，司马懿看到诸葛亮（木雕），认为诸葛亮装死引诱魏军出击，赶紧飞马撤退，奔行数里，司马懿数次问左右将领：“吾头尚在否”？众将俱回：“尚在”。司马懿不敢再追赶。于是蜀军从容退去，进入斜谷后，才讣告发丧，而此事后来也被百姓为之谚曰：“死诸葛走生仲达”，司马懿听闻蜀军在斜谷发丧后自嘲道：“吾便料生，不便料死故也。”其后，司马懿视察蜀军遗留的营寨，感叹说：“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。”[57-58]

身后之事

蜀军返回成都后，刘禅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。[59]诸葛亮遗言命令部下将自己葬在汉中定军山，依山势修建坟墓，墓穴仅能容纳下棺材。诸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，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，而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，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，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。果然，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，甚至在临死前，也吩咐了他下葬时只需要挖洞一个，棺木能够放进去便足够，自己则穿着平常的服装即可，不须要其他配葬物。武侯墓在定军山勉县。[60]

蜀汉各地多上书请立诸葛亮庙，蜀汉朝堂以此违背礼制不纳，于是百姓在四时的节日于道路上私祭诸葛亮。直至景耀六年（263年），在习隆、向充的建议下，刘禅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。[61-62]

景耀六年（263年[199]），司马昭派遣邓艾、钟会伐蜀。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和长孙诸葛尚一起在绵竹之战中战死沙场[199]。

主要影响

编辑播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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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

廉政建设

诸葛亮雕像

身为丞相，诸葛亮深知：“屋漏在下，止之在上，上漏不止，下不可居也。”[63]他不仅带头廉政，树起一面旗帜，同时还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、法律建设来抓，对蜀汉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方方面面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诸葛亮时期的廉政建设，首先表现在对蜀汉宫城规模和惠陵规模的严格控制上。

在诸葛亮执政时期，年青的后主，常欲采择以充后宫。当时负责宫中事务的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，今嫔嫱已具，不宜增益，终执不听。[64]后主皇妃之数是一个复杂问题，涉及到皇宫规模建制等诸多问题，非董允所能决定。当时，“及备殂没，嗣子幼弱，事无巨细，亮皆专之”。“政事无巨细，咸决于亮”。[65]

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，蜀国官员以诸葛亮为榜样，为官节俭，力戒奢华，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。

制定法律

诸葛亮立法公开、执法公平，有异于同时代封建的法律思潮。

蜀汉章武元年四月丙午日[194]（221年5月15日[194]），刘备在成都称帝。而益州旧为刘璋所统治，所以法令废弛，地方派系坐大自强，刘备统治集团的强力介入破坏了相当一部分人称霸西南的企图，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作为客籍政权面对着来自益州旧势力的阻挠。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认为这不是苛法峻刑所留下的民怨，而蜀汉是建立在律令长期废弛，导致官民混乱君臣无道，紊乱了“纲纪”。他说“三纲不正，六纪不理，则大乱生矣”三纲是指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六纪是指诸父有善，诸舅有义，族人有叙，昆弟有亲，师长有尊，朋友有旧。所以只有任法才能改变德政不举、威刑不肃的局面只有威之以法，才能改变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态，君臣之道，渐以陵替的态势。与儒家“崇礼”治世的观点不同诸葛亮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的根源在乎“法”，因此，诸葛亮一再告诫、反复强调法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“夫一人之身，百万之众，束肩敛息，重足俯听，莫敢仰视者，法制使然也。”[66]不仅如此，诸葛亮还进一步从反面强调了不以法治国的严重后果“若乃上无刑罚，下无礼义，虽有天下，富有四海，而不能自免者，莱纷之类也。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，而人不能逆其命者，孙武、穰苴之类也。故令不可轻，势不可通。”[66]

因此，诸葛亮入蜀之初便与法正、刘巴、李严、伊籍等人依据和增删秦汉旧律，共同制订了蜀国的法典《蜀科》。此外，他还亲自起草了各种科条律令数十则，其内容包括了《八务》《七戒》《六恐》《五惧》等条规。[67]

军事

治军思想

诸葛亮擅治军，陈寿在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中就曾提到，诸葛亮“治戎为长”。诸葛亮也曾在《论荐刘巴》一文中亲言：“运筹策于帷幄之中，吾不如子初远矣！若提鼓，会军门，使百姓喜勇，当与人议之耳。”可见，诸葛亮治军有方。诸葛亮善于治军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首先，治军以明。诸葛亮治军以明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从正面来说，诸葛亮治军以明表现为：一、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。如《将苑·谨候》一文就集中表述了这方面的内容。诸葛亮认为师出以律，失律则凶，律有十五，其中明白地指出要“勇”、“廉”、“平”、“忍”、“宽”、“信”、“敬”、“明”、“仁”、“忠”等有关道德方面的要求。《将苑·将材》一文中要求将帅要具备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智”、“信”的才能。《便宜十六策·阴察第十六》一文中说阴察之政要有五德：“禁暴止兵”、“赏贤罚罪”、“安仁和众”、“保大定功”、“丰挠拒谗”。二、规定严格的法令规定。如诸葛亮亲着的《法检》两卷、《军令》两卷（现存仅为《军令》十五条），制定的《八务》《七戒》《六恐》《五惧》等条规。《便宜十六策·斩断第十四》一文对不听从教令的“轻”、“慢”、“盗”、“欺”、“背”、“乱”、“误”七种情形的严肃处理。[68]

其次，以信为本。诸葛亮治军重信。诸葛亮认为，“信，重然诺也”[69]，也就是说，“信”就是要做到言必行、行必果，言出必行。不诚者失信，如果不知道守信用，那么作战一定会失败；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够执行，那么即使有百万之众，也是毫无用处。反之，如果用信义来鼓励将士，将士没有不拼命效力的。因此，诸葛亮强调治军要以信为本，“夫统武行师，以大信为本。[70]”以信为本，就赏罚而言，诸葛亮认为要“赏罚有信”，因为用赏罚来判定功过，士卒就会知道守信用；就将帅而言，诸葛亮认为所谓信将，即“进有厚赏，退有严刑，赏不逾时，刑不择贵”[71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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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兵南中

蜀国大臣朱褒、雍闿、高定等叛变，南中豪强孟获参与其中。在北有曹魏大兵压境、东有孙权荆州军威胁，南有三郡叛乱的困难形势下，诸葛亮采取了“北抗曹魏、东和孙权”的战略，在建兴元年（223年）十月派邓芝到东吴进行修好，并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。接着，在建兴二年（224年）积极进行兵力补充、整训等战役准备工作。这样，在建兴三年（225年）初，已经具备了南下平叛作战的条件，于是，诸葛亮在成都开始组织这次南征战役。

建兴三年（225年）五月，诸葛亮大军渡过泸水，进入益州郡。在克服了气候、地形、运输等困难后，在味县（今云南曲靖）以北地区追上了孟获的部队，经过激战，击败了孟获的部队，生擒孟获。接着，诸葛亮大军南下到达味县地区与李恢的部队会师。随后，大军向西挺进，进兵滇池（今云南晋宁东），并分兵平定了四周的部族。

建兴三年（225年）秋。整个战役胜利结束。[36][37]

北伐曹魏

诸葛亮为了匡扶汉室，统一中原，从228年春至234年冬先后兵出汉中，对曹魏发动的五次战争。

建兴六年（228年）春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，诸葛亮设疑兵于斜谷，自己率大军攻祁山。张合大破马谡于街亭，诸葛亮返回汉中。[39]

建兴六年（228年）冬[197]，诸葛亮第二次北伐。出散关，包围陈仓，攻打二十多天，蜀军粮尽退军。[42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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